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共同富裕，强调在发展中共享成果。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已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发展阶段。

进入数字时代，随着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新的要素红利正在释放，现有的经济发展格局与发展逻辑正在经历重塑，数字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新发展之路。需注意的是，数字经济不同于简单的数字化，更加强调整体性、系统性与协调性，是数字化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因此，数字经济可在推动京津冀实现共同富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提升生产效率为区域共同富裕提供新路径

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创新技术经济范式、催生新业态等路径提升生产效率，为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发展路径。数字经济以非排他性的数据资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后移了边际报酬曲线的拐点，能够有效缓解传统生产过程中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突破传统资源约束和增长极限，是扭转区域整体生产成本增长趋势的长期性力量，而且数字经济利用技术整合，使其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能够在调节资源配置、驱动生产流程转型、提升分工效率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驱动着创新组织模式向开放式转型并进一步催生出大量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业态。随着这些新业态与生产环节耦合度的提高，逐渐形成了如无人工厂等新生产组织形式，从根本上强化了生产过程中的创新驱动作用，提升区域整体生产效率。因此，在共同富裕中要高度重视利用数字经济提高生产效率，需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间“数字鸿沟”，要进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新支持力度，并鼓励传统生产企业进行深度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要素与数据要素的交叉融合，充分调动并释放数据红利，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引入数据要素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数字经济是从产品价值到数据价值转变的经济形态，数据要素兼具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复杂属性，一方面数据要素是劳动与知识结合的产物，是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可以依托劳动贡献参与分配；另一方面，数据要素作为新生产要素，同样可以按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参与分配。另外，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数字平台与消费者等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需要关注并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构建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受发展阶段限制，目前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尚存在现实困境，数据要素贡献度确定、数据产权归属等问题亟待解决，但仍应高度重视探索数据要素的收入分配机制对拓宽收入分配渠道的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健全数据由资源转向资产再转向资本的价值生成路径，并推动市场与政府在数据要素贡献评价中实现互补，由政府释放数据的价值信号，再由市场围绕信号进行价格博弈从而形成价格共识；另外，在数据确权中要兼顾多方主体的利益，意识到数据创造者和数据整合者之间的数据传递关系，所有数据价值贡献者都应该参与到数据要素收益的分配中。

降低流通成本畅通要素价值转化渠道

实现数字要素资源价值化是推动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创新流通形式等方式降低流通成本改善流通效率，提升本地经济活力，提升区域富裕水平。数字经济凭借强连接和高渗透的特性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流通环节的信息整合能力，利用数字技术和新业态拓展了信息交流渠道，能够利用信息时效性降低流通环节信息搜集成本，有效激活了流通产业的数据要素价值，并能够通过大数据等方式调配物流运力，降低产品流通的时间消耗，提升了流通环节的运输效率；另外，数字经济极大推动了流通组织形式创新，衍生出的直播带货、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商业模式对流通效率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对流通效率的提升作用，需要顺应国内大循环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要引导一批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流通企业向全面数字化转型，培育流通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头部示范企业，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数字交易等数字服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增强流通企业间数据合作与技术交流，减少流通中的价值消耗，提升流通企业运营效率；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的功能迭代和服务创新，引导现有的如直播带货等流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发展，营造有利于新型流通业态发育的平台环境，以增强本地市场经济活力，从而进一步畅通要素价值的实现渠道。

放大品牌效应提升产品市场溢价能力

数字经济能够增强消费者的品牌感知度，通过创新品牌传播形式、提升品牌运营能力来放大品牌效应提高产品溢价能力，推动区域富裕水平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弱化空间距离的特性，扩大了产品辐射的空间范围，能够提升产品的市场影响力。通过富媒体等创新产品传播形式，推动品牌向适应数字经济的IP化发展，利用大数据精准的内容营销以及粉丝经济能够对产品品牌的树立与传播，甚至是整体区域品牌的营造与运营起到催化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区域内产品的溢价能力。因此，数字经济下的品牌建设是区域富裕的加速器。要利用好数字经济强连接的技术优势，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消费者分析，明确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品牌评价，通过精细刻画市场需求和消费行为的群体画像制定数字营销策略，利用品牌经济提升区域富裕水平；另外，数字经济给予了打造区域品牌的机会，尤其是在农产品、生态产品、文化产品等具有显著区位特征的领域，要整合区域内数字资源，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区域品牌市场溢价能力。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健全共同富裕体制保障

利用数字经济驱动政府治理向精细化发展，推动组织流程结构高效调整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是人民实现安居乐业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政府提供了种类丰富的治理工具，一方面使其有能力搜集并分析海量政务数据中的规律性信息，通过构建可视化的数据预测模型，提高政府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以及面对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另一方面推动治理结构向扁平化、智能化转变，通过打破各部门信息沟通的技术壁垒，促进跨部门协作，使得组织流程结构更加高效。因此，需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中的作用，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首先要改变认知，充分认识到在数字经济时代跨主体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需利用数字技术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搭建各领域专业化的智慧服务平台，进一步缓解政府间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构建数字化监管模式，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精细化程度；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开放与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平台，接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相关数据，实现政务所需数据的高效衔接，为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平台支撑。

核算生态产品价值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重要抓手。生态优势作为乡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发展优势，激活生态产品价值并实现转化是推动乡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一直以来，如何核算乡村生态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转化是制约农村发挥生态优势的主要原因，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是数字经济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较为全面地采集并描绘生态图景，进而为生态碳汇价值的计算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依托数字传播技术能够提升乡村生态产品品牌的知名度，扩大消费群体，进而实现农民增收。所以，需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提升乡村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的作用，通过对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健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机制；要加大生态领域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更先进的生态采集技术和展示技术，让社会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可行性；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搭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解决生态产品流通性差、交易成本高的问题，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